事件回放

　　7月8日，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显示，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合成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小幅回落，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继续下行，经济景气呈持续高位回落的态势。这意味着，受经济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降温的趋势在加强。 

　　最先感受到这种经济降温趋势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世界工厂”的核心––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正在遭遇较为普遍的经营困难。

　　新闻时评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谢卫群

　　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扩大就业，我们需要大量制造型中小企业。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能源等生产资源的紧缺和成本上升、宏观调控、节能减排等综合原因，众多中小企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迫在眉睫。转型或有诸多路径，但是，向高端制造业转移，也许最值得我们借鉴。

　　就在我们不断地扩大出口并为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外资企业的以产品抢占中国市场份额的策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研发中心搬到了中国，外企“中国研发潮”一浪高过一浪。

　　有数据显示，2001年前，外企中国研发中心不超过200家，到2007年已超过1000家。在2005-2009年的投资计划中，约61.8%的跨国企业把中国作为首选的研发投资目的国，超过了美国(41.2%)和印度(29.4%)。

　　外企研发中心大举进入中国，有政策的吸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跨国公司的方向性选择，他们看到了中国更优质、更庞大的智力资源––人才！有跨国公司作过对比，在中国用一个博士，工资成本仅为美国的1/4，而效率却是美国的6倍。这种投入产出比，让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吸引中国人才的步伐。以微软中国研发中心为例，近期目标就是规模达到8000人，微软Vista等操作系统就有中国研发人员的贡献。

　　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中国智造”感到光荣，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够。中国的企业能不能有更多的“智造”，而不仅仅是“制造”？我们常说，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面对自身丰富的人才资源，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定位在“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上，而必须有所跳跃，向以人才、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中国智造”转变。

　　这个转变肯定会有些痛苦，可能时间也会较长，但是，对于长远的发展而言，这是值得的。长期以来，“中国制造”让全球受其恩惠。现在，我们需要信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企业的“智造”也将惠及华夏甚至全球，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眼光、魄力，并且抓住机遇。(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新“中国制造”是新机遇

　　张权

　　过去，国人以“世界工厂”自喜，源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透着民族自豪感；现在,时过境迁，“中国制造”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已不复存在。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出口退税率的下调等等因素，我国制造企业原本就低微的利润日益稀薄，几近为零。“中国制造”的转型之战就此拉开帷幕。而这场战役的弦外之音则是，在无奈中觉醒，在觉醒中走向再次崛起。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确实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引进外资和振兴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之一。截至200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排名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更是高达1.5万亿美元。

　　如今，随着能源原材料涨价、出口相关政策调整、劳动工资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知识产权争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等等一系列因素的涌来，“第二”、“第四”的头衔再也不能给我国企业带来实惠了。就像世界微波炉的老大格兰仕一样，占据国内市场近60%的份额、国际市场40%以上的份额，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却并没有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似乎只是赚取了低廉的加工费。 格兰仕尚且如此，其他规模较小的企业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转型”成为了这场攻坚战的关键，新“中国制造”则承载了更多的使命。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普遍存在“重运营、轻战略”的倾向，这势必使企业运营只注重短期效应，这恰恰也是“中国制造”的致命伤。中国企业要华丽转身，实现“鱼龙之变”，除了重视技术研发，创造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外，还需要营造企业创新环境，这点尤为重要。如果企业没有创新环境，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则很难调动。而要营造企业的创新环境，减少企业组织等级，强调员工间的平等沟通，营造学习型组织氛围，鼓励员工“冒险”、创造性地提出建议等则不失为良策。

　　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企业品牌的建设、业务模式的创新，都是新“中国制造”的关键环节。

　　品牌竞争力的高低决定着企业与企业之间利润的大与小，也决定着产品与产品之间的成功与失败，更决定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强大与弱小。创造强势品牌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它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在当代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是否能迅速崛起、强盛起来的关键。

　　而“中国制造”与生俱来的微利则与企业的业务模式息息相关。在整个产业链中，处在前端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的企业，与处在后端从事品牌管理和渠道营销的企业都能获得更高利润，而处在产业链中间的制造型企业则获利最少。所谓的新“中国制造”就是引领企业逐渐摈弃代加工，抢占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实现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

　　所谓二产的三产化，是要把过去“大而全”、“小而全”运作模式的工业实施专业化分离，把应留在第二产业的留在第二产业，形成工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自主知识产权，把应社会化、专业化运作的全部分离出来，交由不同性质与功能的第三产业来运作，不是靠牺牲工业去发展服务业。二产的三产化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产业发展的沿革看，服务业与制造业始终是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的。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建立在制造业发展基础上，同时又支持了制造业发展。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前沿领域。推动工业集约发展，取决于科技、信息、金融、商务、物流等生产型服务的支撑和配套水平。可以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工业。同时，服务业形态的发展与变化，丰富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容。如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工程总包、服务外包、动漫产业等新的服务业态不断涌现，深化了产业分工协作，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从增长方式的发展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节能减排的形势相当严峻。这种状况的产生，与产业结构总体偏重、重工业发展偏快直接相关。服务业以人的智力、体力等非物质投入为主，能源、原材料等物质投入较少，与制造业相比，资源消耗较低、污染排放较少。同时，科技、环保等服务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提供有关专业服务，促进其他产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从专业分工的深化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社会专业化与协作化程度的深化，一些部门加快从原来工业体系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性行业，如专业信息咨询业、管理服务、通信服务、技术鉴定服务等，使得产业经济活动中服务业比重逐步上升，附加价值提高，加工制造环节附加价值比重下降。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第二产业占三大产业的比重达到45%时，制造业专业化水平提高、产业链条延长，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目前我国所处的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与制造业相对应的研发、设计、金融、信息、培训、物流、广告、宣传、售后服务等生产性的服务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度较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以工业化为依托、建立在工业转轨变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上的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获得持久的活力和动力。　　

　　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国际产业转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服务外包和服务业跨国投资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承接服务外包和吸引服务业FDI 也成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载体。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以软件开发、IT 技术支持、数据录入、财务结算、人力资源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服务外包迅猛发展。对服务业基础相对较弱且以吸收加工制造业FDI 为主的我国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声 音

　　要从“卖汗水”到“卖智慧”

　　制造业转型将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一定要立足现实，不能轻言放弃工业。制造业未来的出路，就是要创新，要从以前靠汗水赚钱的模式转变为靠智慧赚钱。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

　　信息化助制造业有效转型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很多核心技术并不拥有，依然被西方工业国家和企业所垄断和控制。

　　现在，最迫切的是企业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主研发体系，从而具有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实现这些目标，信息化是其中的关键。

　　——著名管理专家金达仁

　　制造业转型意义重大

　　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中小企业大部分从事制造业。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中的比重分别约为60%和50%，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75%左右，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劳动力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中国制造业面对的大环境困难，对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而言，称得上是一场生存危机。 所以实现制造业的转型意义重大。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孙秀春

　　专家专栏

　　新时期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应向何处转型

　　吴敬琏

　　我国经济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已步入人均GDP2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我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我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是一些问题也在近年来逐步显现。从要素投入驱动看，出现了这样一些挑战，而且越来越严重：第一，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致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3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 教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刘易斯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紧缺。他们做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可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完毕，农民工的工资从2003年开始出现持续的上升。还有一种观点，美国一些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认为蔡日方  教授作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中国目前至少还有1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我的判断是，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蔡日方 教授说的是能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认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应该转移，但是没有转移出去；另外一方说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还有大量没有转移出去。这里的关键点是，有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的原因，因为有家务负担的原因，因为文化和技术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所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的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个转变，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发生问题了。这是从要素投入看。

　　从出口需求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角度看，问题发生得比较晚一点。大约在本世纪初期，我国也出现了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年前出现过的类似问题。这就是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因为出口数量扩张造成的与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像当年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一样，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在没有及时调整的情况下，央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负担非常重，也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变窄。因为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过剩，引发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正因为此，我国迫切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转变。

　　问题出现以后，我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来寻求解决办法。他们研究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及教训。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的途径是：第一，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第二，基于科学的技术广泛运用；第三，服务业向各个行业渗透和它的独立发展；第四，信息化。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变成我国政策的实践，特别表现在“十一五”规划里面。

　　首先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在农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在农村普及九年甚至更高的义务教育，在城市里面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障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社会等，这非常重要。

　　第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技术特点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技术革新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我国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后，十分强调技术创新，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有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我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技术人员是世界第一的；研发投入去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然研发成果的质量还不是非常高，一些技术创新成果向商业化转化也做得不是很好。

　　现代服务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超过了制造业，成为社会第一位的产业部门，我国因为过去模仿前苏联发展模式，着重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现在全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左右。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服务业比重也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服务业向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渗透，从“十一五”规划开始，这被称为“先进制造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含义有明确的定义。在我看来所谓先进制造业，就是和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用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的说法，它的价值链是向上下两端高度延伸的。施振荣的微笑曲线实际上都是服务业，这样的制造业才可以称得上是先进制造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了一些，但是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服务业的独立发展。现在服务业已经从门类庞杂的部门中独立出来，服务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型来看，最后一条，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所兴起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信息产业取得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信息产业看作是单纯的生产硬件。我国信息产业中，硬件占了70%左右的比重，这跟一些发达国家正好相反。我们的软件和服务发展得还不够，这样信息产业的带动作用就表现得不够强，很多很好的技术得不到运用，不能够形成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