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年均增长10％左右的频率蓬勃发展，1978年到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从3624.1亿元增加到24953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GDP总量约为1978年的15.8倍，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从国家财富滚雪球式地积累扩充来看，今天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大“富国”。

　　这个“富国”身上凝结着中国最普通劳动人民多年的心血和期望。既然，国富了，民亦该富。纵向比较，不可否认，国民财富整体增长显著。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仅340美元，到2007年这一数字为2460美元，增长了约6.24倍，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横向来看，社会财富分配失衡所导致的“国富民穷”现象愈演愈烈，特别是百姓财产性收入凸显“无产者众　有产者寡”的特点。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除区域性差异和行业性差异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大经济主体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中：政府收入持续上升，数据显示，仅2003年到2007年的５年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翻了两番，全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突破了20％；企业收入增加一定程度上是以挤占居民收入为代价的，而居民的工资收入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透露，1990年至2005年间，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从21.9％上升到29.6％，增加了7.7个百分点，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却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报告直指，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即掠夺职工财富为代价的。而工资收入作为当前我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大约占到其总收入的70％左右），同样还被视作衡量国民财富的重要指标。美世咨询（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机构）的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我国平均工资增长率只有　7.5％，相对于中国经济10％的年均增长率，它显然慢了半拍。加之，众多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这些充分说明国民的收入与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没有实现同比增长，并加剧了“国富民穷”现象的演化，致使相当一部分百姓未能同等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

二是国民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发展贫困成为亟待解决的新矛盾。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主题为《亚洲的分配不均等》的统计报告指出，在22个纳入统计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越合理限度，贫富差距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事实。

与此同时，一些制度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促使这一差距呈几何级增大。首先，由于个人所得税“一刀切”的征管模式，长期以来，使得本该成为纳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逃税漏税大户，而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了纳税的主力。据统计，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只占税收总额的30％左右。这种税负制度不仅没有起到弥补一次分配不合理所产生的绝对差距的作用，反而，加大了这一差距的悬殊。

此外，近期以食品价格普遍大幅上涨为先导的中国式通货膨胀，使城镇低收入居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农村居民并未获得多少实质性收益，国民财富特别是以货币形式存储的财富相对缩水。

2007年各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均超过2006年全年的1.5％，且绝大多数月份远远高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3％的目标。2007年1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1）同比上涨6.5％。

就物价飞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针对1.4万人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0％的公众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最近涨价的影响，近八成人觉得自己的饮食质量下降，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因为，中低收入者往往不能像高收入者那样通过资产的保值增值投资来抵御通货膨胀。特别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居民，一路慢跑甚至只在原地踏步的工资，使他们面对飞涨的物价更多的是无奈和无助。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农民在本轮食品价格上涨过程中得到的收益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大部分涨价收益被流通环节所赚取。根据有关专家的估算，城市居民每多支出1元钱的粮油成本，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足0.15元，流通环节却赚走了0.85元以上。

财产性收入不均衡同样在刺激贫富两极分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作为国民增加财富收入的来源之一，其形成源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一般来自劳动收入的结余。一般规律是，结余越多，财产性收入就越多。然而，在我国收入最高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大多数老百姓还没有财产性收入，少数高收入阶层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即“有无产者众　有产者寡”。加之，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张往往是以几何级数递增的，这无疑使社会贫富阶层的分界更为明晰。国家统计局公开的资料表明，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且悬殊巨大。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是2002年的3倍，而最低收入10％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只是2002年的1.36倍；2006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为1279.28元，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为35.29元，两者悬殊近50倍。

除显性收入分配失衡外，隐性收入不对称也使得除极少数富裕阶层外的绝大部分国民面临潜在的发展贫困压力。过去30年，按照我国制定的人均年收入625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生存贫困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继生存问题有所保障后，发展问题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但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造成社会福利等隐性补贴分配不对称的现状。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中国四分之三劳动者无养老保险；与享有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保障的城镇居民相比，占全国人口总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这方面的隐性收入几乎为零。而这部分群体往往又是社会弱势群体，相对于少数掌握着社会大部分优势资源的富裕阶层，资源和能力不足使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当有限。同时，有限的自我发展能力使他们更易受到其他方面的剥夺，从而更加限制他们的发展机会，最终将导致他们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进度脱节。如此一来，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和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国民被排除在公平享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果的队伍之外，还将给社会和谐与稳定埋下隐患。

2006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还有一个应当引起关注的问题，即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2003年全国调查表明，认同已经普遍有所偏下，但2006年偏下的情况更加严重，大概有50％多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或者是中下层，很多人甚至对制度的公允性产生了疑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低度认同和对制度公允性的疑虑必然降低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国家未来的期待，而国民的信任和期待就是民心所系。民心不安国何以安？

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改革更讲究效率，希望培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并践行“公平”二字。因为，社会上已经有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而且可以说这些人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部分并拥有社会大部分优势资源，但他们是否自觉或真正发挥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效应，尚待考证。

毕竟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全民共同富裕，共享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成果。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也只是一个思路。具体怎么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及如何构建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机制，不该仅仅停留在某些惠民的政策制定上，因为，政策的弹性太大，我们的富民政策应转向富民制度建设，真正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法为民所立、财为民所筹”，才能实现藏富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国安，国安才能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