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就是赫然的，而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我们为之付出的成本也是高昂的。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生态环境恶化考验，足以形容我们已为之和将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日本海关一项统计表明，十多年来，中国每年出口日本的筷子，要砍伐200多万棵树木，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而为生产这些筷子遭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山林不再，可以再造，而再造绝非唾手可得。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发展不过是以变相贱卖我们的自然财富博得一时之需而已，仅可算作“生存手段”，尚难言“发展”。

自然财富的转移是有目共睹的，而虚拟财富的转移则可以“瞒天过海”地发生。中国入世六年多来，金融领域逐步向国际市场开放的同时，世界金融的脉动也在深刻渗透并影响着中国国内金融领域的变化发展。面对大洋彼岸深陷于“次贷危机”水火中并一再发出期望人民币升值信号的美国，人民币选择了主动升值。从人民币升值的那一刻起，中国国民财富就悄然地发生着国际化转移：从中国本土向海外，主要是向美国转移。

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这一数字新增二分之一，达到1.53万亿美元。从历史和理论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没有理由在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选择本币升值和外汇贬值。2006年1月4日，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8.0702，人民币由此开始了新一年的升值行情，2006年5月15日，这一数值为1：7.9982，不仅重创新低，而且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破８”；2007年12月的平均水平为1：7.4091，2008年4月1日为1：7.0218元，几近“破7”。两年多时间里，人民币升值幅度近13%，而变化过程表明其一直呈加速上升态势。

人民币升值的直接损失不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减少，而是三十年来中国所积累的1.53万亿外汇储备这笔宝贵的国民财富在被美元所蚕食。倘若人民币少升值10%，则相当于整个国家少损失1.2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总量的5%，而凝结在这些财富值背后的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不止30年紧衣缩食地辛勤劳动和付出。

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次贷危机”中的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情况。1998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差额，都是负的，且负值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数越来越多于美国出口的商品。而美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是正的，这意味着钱在不断流入美国。将这两项指标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国民储蓄几乎为零的美国人的消费实际就是利用别人的钱买别人的产品，然后再套着别人不还钱，现在主要是用中国人的钱买中国人的产品。当前美国市场上的次贷主要是2004、2005年发放的，这段时间的次贷特点，是贷给穷人的。但从2006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开始下降，利率大幅提高，这时穷人发现月供上升了，而作为抵押品的房屋的价值在下降，于是穷人就选择不还钱，次贷问题也随之浮现。同时，美国穷人不还钱，主要的受害者还不是美国的金融机构、美国的存款人，而是构买次贷级贷款证券的投资者。可以看出，中国依靠消耗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把制造品出口到美国，换回了在“自然风干”的美元，却支持着美国人的消费。

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大量海外“热钱”也趁着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风波一再涌入中国资本市场席卷财富。世界银行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损失，而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当初，建行被机构普遍认为其发行价格会超过7元/股，这对最初入股建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们来说，意味着至少8倍以上的账面收益。因为，按照建行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协议，第一个入股的美国银行除了直接以1.15元购股以外，还被授予一大笔认股期权，据此，美国银行可购入的股本总数为52.70714亿股。另据一项市场统计，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商、建社等国有银行股身上就狂赚了7500多亿元，再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算，外资一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相应地，中国资本市场就有1万亿元的财富被无形抽取或蒸发。

时下，被持续唱空的中国股市再次沦陷，经历着新一轮非理性的疯狂下泄，较低的入股价格必将再次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股市“抄底”谋取暴利。上证指数从07年10月份的高峰6000多点，滑落到今年4月初的3200点附近，为时不足半年，跌幅却近乎一半。在本轮下跌中，大盘蓝筹股成为重灾区，中国神华、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海集运、中煤能源等蓝筹股股价均迭创上市以来的新低。这些蓝筹股股价屡创新低，一方面可为伺机“抄底”的境外投资者特别是大型投资机构提供绝佳的捕猎机会；另一方面，将逐渐使中国经济最核心价值部分的定价权被外资所操控。因为，大盘蓝筹股是中国政府集所有的优势资源标出的中国价格。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这些大盘蓝筹股则成为炒手调控中国市场的工具，成为赚取中国红利的捷运线，也成为掌握中国日后经济咽喉的要道。

种种相似，不禁让我们想到，1985年美、日、德等五国达成的广场协议以及随后引发的日本经济长达十年之久的低迷期。当时，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并于当年9月与日、德等国共同达成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漫长的不景气状态。

而当前，汇率变化下的财富变相转移和唱空格调下的财富蒸发现象，一再表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下国与国之间的国家财富交换完全能够以不对称的方式进行。足以令人堪忧的也不仅是股市沦落给国民财富带来的损失，更是隐藏于资本市场深处的各种玄机或将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危机。

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仅是开始，而国家及国家的资本能力将成为中国参与资源和财富再分配博弈的重要砝码。为此，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积极改变传统的富民理念，自觉承担并履行保护国民财富的责任。因为，任何财富贱卖是临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断送祖孙后代生存和发展道路的不义行为，而股市做空则是那些有着不可告人企图的投资者在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开玩笑。只有切实增加公民的财产性收入，才可能让公民相对平等地分享到社会进步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公民消费能力，从而真正发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创新与发展的 “三驾马车”之一––居民消费的力量，以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